这一次换我们来讲——为苏丹街采集历史

卓振宏 2012年6月17日 中午12点08分

Bok House遭拆、富都监狱成了废墟、茨厂街成了移工街，是发生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曾经的冷漠换来了现在的剥夺感。虽然欲毁掉这一切的正是对历史有敌意的政府，曾几何时默神手拆毁的却是我们的违心、或者曾经因“敏感话题”的逃避。如今苏丹街的存亡是我们文化运动的重要时刻，亦是守护古迹爱护文化人展现“功力”的时刻。

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（简称：PJCAP）开始一系列的口述历史采集，而如今卸下教职后，我想要为苏丹街等老街做些事，所以随着两兴大队，为苏丹街写下明日的遗书。

《大家来做口述历史》

如《大家来做口述历史》（唐纳德.里奇著、王芝芝、姚力译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）序言所讲：“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。人类对历史的记录，在语言出现以前，只能是物传，从遗物看历史。语言发明以后，增加了言传，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。文字发明以后，增加了文传，以文字记录历史。录音、录影设备发明以后，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、像传。也就是说，从物传—言传—文传—音传—像传，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。”

阅读于此浮现了司马迁的著作《史记》，这也是口述历史、文化采集，真有“今月曾经照古人”之慨。

人类活动无比繁富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、档案，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。人们生活中所见、所历、所闻、所传闻的种种活动、认知，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，就如茨厂街一带是吉隆坡曾几何时的市中心，见证了这个年轻都市的开垦，一栋栋老电屋

历史的偏差
以往的档案、文献，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，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，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，对普通民众的生活，对经济活动、社会生活、妇女生活记录较少。即使有，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，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，而口述历史要处理就是让基层草根有发言机会，抗衡只有精英的历史诠释。

在普通民众史、社会生活史、妇女史、少数民族史、城市史、社区史、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，而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，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，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、精英人物的领地，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，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有人预测，口述史学将成为未来治史的主要方法。

“惟口述历史只是历史材料而并非结果”，曾做过马共历史口述工作的潘宛明在分享会上，就直言口述历史，只是追求历史多元面貌不为一家所垄断，不应仅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材料。口述历史不是在追求真相这单一目标，也不预设历史有空白，希望采集口述历史填补之。

没有单一真相，只有多元面貌
其实后现代史学，亦强调了没有所谓的真相，带现代知识、教育与认知来诠释历史事件本就带有立场了。不过口述历史所收集的样本即便是受访者乱讲，只要我们的样本够多，还是能从中看出脉络，至少还能解释了为何乱讲。所以口述历史是一份材料，丰富其多元，惟不应矫枉过正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。

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资料，惟并非一学派所能用而已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，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；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，很多时候口述历史是知识的唯一来源。

保留“迟来正义”机会

而选择口述历史采集对象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立场。如在新村蹲点一个月，采集口述历史的陈丁辉所言，口述历史可以让不同的人发言，虽然很多人不接受，认为不客观，不过口述历史是重要的，因它使得历史更民主化。

尽管抢救资料是很多收集口述历史的人的一个共同心声，抢救资料的目的还是为了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，茨厂街的历史采集亦是是如此。这个国家历史很年轻，而我们的白色恐惧源自于513冲突，那天后我们选择静如寒蝉，不再为弱势伸张，纵然经济狂飙，我们却是“枷锁无处不在”。

换人来说

社运蓬勃的今天，建立在过去前仆后继民运成果之上。惟他们所经历的苦难，为国家所留下的泪血，甚至妻离子散却是官方不愿记载的档案。笔录音录像录他们的经历，为国家留下“迟来正义”的机会，告慰牺牲的前辈，我们的良知依然不泯。

犹记得年初那场万人空巷的《灯佑苏丹街》，众多表演中的一出舞台剧有句台词：“每次都是他们讲，这次换我们来讲。”，这一次我们就让茨厂街、苏丹街、谐街、棺材街、指天街来讲吉隆坡的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