龍應台從家族史出發，寫出人性化的一九四九，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、污辱、傷害的人致敬」。她持續三百八十天的歷史之旅，往南京、廣州、長春、瀋陽、馬祖、台東、屏東、美國等地訪問親歷者、查考歷史現場，還有五六十人的口述回憶，寫成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，發現「所有的顛沛流離，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，所有的生離死別，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 —— 上了船，就是一生」。她在寫書時沒掉淚，卻在受訪時感動落淚。
與很多人不同，龍應台關於「一九四九」的寫作，是在周圍人的注目禮中開始、進行和完成的。
這個四九年後出生在台灣的國軍後裔、眷村女兒，二零零八年開始，「入駐」在香港大學為她專設的「龍應台寫作室」。她向自己的學生徵集父母一輩的口述歷史，向全社會尋找一九四九的民間記憶，飛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查閱蔣介石日記，往南京、廣州、長春、瀋陽、馬祖、台東、屏東等地訪問親歷者、查考歷史現場；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舊友不厭其煩地打聽他或她的祖宗家事、家族遷居史。塵封多年的私人日記、歷史照片，還有五六十人珍貴的口述回憶，在這個執著的詢問者面前一一打開。
最後，帶著這一切的體溫、感傷、痛苦以及盼望，她在台北金華街的辦公室熬了三個月，在浩如煙海的檔案材料與口述錄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離，一字一句，寫下十五萬字「龍應台眼中的一九四九」。
她給新書起名：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。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，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在台灣正式面世。九月九日，有關本書的媒體茶聚會在香港召開。香港各大書店裏，《大江大海》放在最顯眼的位置，平均一兩個小時就要增加一�，不少中國大陸訪港旅客帶幾本回去，當做「國慶六十週年」的別樣紀念。
身為失敗者下一代為榮
短短一個多星期，龍應台已經收到數不清的讀者來信，許多是年輕人，幾乎所有人都說，是流著淚讀完這本書。
對龍應台自己，這是從未有過的寫作體驗。持續三百八十天的歷史苦旅，她嘗試找回父親母親所經歷的真實的一九四九，也找回許許多多普通人的記憶。在那一個年頭，倉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，看不到大時代的風雲變幻，也看不到江山易幟的激動人心，他們的個體命運，只是承受著太多流離，太多夢碎，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奪走的生命。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寫：「所有的顛沛流離，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，所有的生離死別，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——上了船，就是一生。」
書的扉頁上，龍應台寫著：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、污辱、傷害的人致敬」；她寫：「我，以身為『失敗者』的下一代為榮」。
套用龍式文法，這可能是一個「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」。無論在台灣、香港、中國大陸，或是任何一個華人社會，書中描述的一切，都會讓你感到陌生——而這種陌生，正是寫作本書的過程裏，作者發現的另一個驚人事實——短短六十年光陰，竟在各地，以各種理由，製造了數不清的記憶「黑匣子」，以至對於並不遙遠的一九四九，我們甚至無從「回憶」，只能「尋找」。
緣起，是龍槐生和應美君的故事。
在作者介紹裏，她這樣寫自己：「『龍應台』不是筆名，是真名；父親姓龍，母親姓應，她是離亂中第一個出生在台灣的孩子。」
應美君懷裏抱著剛生的孩子「應達」，一九五零年從海南登上開往台灣的大船。台灣——在哪裏？是什麼地方？誰也不知道。生長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，生長在湖南衡山的丈夫——國府駐常州的憲兵隊長龍槐生也不知道。
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灣的國軍艦船上，甚至有駕船的海軍逃開砲火射程，才拿出地圖來找台灣的位置：「聽說那地方叫『台灣』，我也沒去過，你也沒去過，聽說那地方不錯。」
美君和槐生在台灣高雄的碼頭找到了彼此，他們，和一批一批，流落在這陌生港口的前後一百二十萬國軍士兵、家眷一樣，滿懷忐忑地打量這個陌生的小島。
一九四九年離開家鄉時，他們都沒有回頭，年輕人都以為，那不過是暫別。誰也沒想到，一上船，就是一輩子。
在高雄出生的龍應台仍然記得，年少時候，父親總是拿出一雙蒼黃的布鞋底，在兒女面前講起往事，泣不成聲。因為往事說得太多，戰亂後長大的少年厭煩了，邊聽邊嘲笑，聽完便算，也不深究。
那雙鞋底，正是一九四九年，祖母在衡山老家與父親匆匆作別的一刻，塞進父親懷裏的。那一刻，竟是最後一面。只是這個故事，小女兒應台再沒有機會聽完整。
在書裏，龍應台寫：「那麼多年的歲月裏，他多少次啊，試著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是隱隱作痛的傷口，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，徹底地，一次都沒有給過。」槐生逝世五年之後，美君亦已失憶，連最愛的女兒也喚不出名字。
龍應台終於完成了關於一九四九的寫作，觸到了父母那一輩人曾經歷的真實傷痛。可惜「最大的遺憾，父親看不到了，母親看不懂了。這本書是寫給他們的。」
緣起，是要追問父母未盡的言語，追尋自己從何處而來；結果，�揭開了整整一代人「隱忍不言的傷」。
回憶起一九四九，海峽兩邊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台灣人說「民國三十八年，兩百萬國軍撤退到台灣。」中國大陸，講「國慶六十週年」、「建國六十週年」。兩種理解，都讓龍應台覺得不能接受。
「你要知道，這兩百萬人，不是『砰』一下子，就來到這島上的。」
「寫書時，人家說龍應台在寫一九四九，我周邊在香港的人，第一反應會是『哦，建國六十年』。這給我蠻大一個震撼：整個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人，其實完全不知道，這些被國共戰爭的機器絞出來的人的命運，他們後代的命運。要講兩岸如何如何，其實連基礎都沒有。這個台灣，你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人到了那兒，然後帶著什麼樣的傷感，什麼樣的創痛。」
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的龍應台寫作室，背後是山，窗外面海。書桌堆滿檔案，後邊豎著白板架，上面塗畫寫作過程裏每一個階段的構思與關聯；前方，則是一整面牆的中國地圖，圓點標記出龍應台一路計劃探訪和已經探訪的地方。
孤軍被關在越南集中營
「你看，這些人，是被絞肉機一樣，從這個國家一股一股絞出來的。」龍應台指著地圖上的中國大陸，手指向四面拂過，「在最開始的時候，我想寫的是從那個機器被絞出來的六、七股人，你知道嗎？甚至有一小股國軍孤軍是從甘肅、青海直接逼進印度和巴基斯坦，那是不得了的故事，也有上千人；在西南，從雲南進入滇緬是一股，是第二股了；第三股到越南，第四股到澳門，第五股到香港，第六股到台灣，第七股是沿海，從舟山群島一路下來到金門、馬祖、烏丘、江浙跟福建。」
每一股，都有悲傷的故事，由廣西進入越南的一支，在法屬越南的集中營被關三年半，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，倖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灣。到澳門也有一支，龍應台說，各種資料顯示有國軍孤軍到了澳門，但他們未來如何，是死是活，所有的資料都沒有詳細記載，所有相關機構都不知道，「真的像輕煙一樣」。
一九四八年，詩人�弦還是河南南陽的一名中學生，十六歲。他和五千個南陽中學生一起，躲著內戰的硝煙大撤退。一路步行到湖南，遇上振奮人心的招兵廣告「有志氣、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」，他們很懂飢餓少年的心思，還送上一大鍋熱騰騰的紅燒肉。少年�弦於是滿腔熱血地加入，到了台灣。再回家，已是四十二年之後。此間，父母音訊全無，何時過世，如何過世，全不知情。母親一起做針線活的朋友輾轉傳了口信：「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，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，我是想他想死的！」
六十年後，�弦向龍應台說起這段往事，眼淚簌簌流個不停。
還有許多十八歲。龍槐生十八歲，遇上一九三七年南京保衛戰，成了國軍的愛國青年。台灣卑南族青年陳清山和吳阿吉十八歲，遇上一九四五年國軍在台灣徵兵，當時只說招工，兩個窮小子於是到了大陸，當國軍，被俘虜了，又當解放軍，從此在大陸生活五十年。李維恂十八歲，正是抗戰，愛國、從軍，在日軍統治的上海，做游擊隊長，進行敵後爆破。一次行動中被捕，被送到南京老虎橋集中營，一九四三年，和一千五百多名國軍俘虜一起被送上船，到幾千里以外的新幾內亞拉包爾島，關進那裏的集中營。
拉包爾倖存者等待這天
六十年後，接到龍應台要尋找拉包爾集中營倖存者的信息，八十九歲老人說的第一句話是：「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，但我李維恂獨獨活到今天。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。」
還有多少十八歲，變成殘破的屍體，倒在熟悉的土地、陌生的戰場上？還有多少母親，永遠等不到回家的孩子？多少姑娘，永遠等不回不告而別的戀人？
一場戰爭，究竟誰是勝利者？還是如龍應台所說：「請凝視我的眼睛，誠實地告訴我：戰爭，有『勝利者』嗎？」
龍應台說：「北京剛好在慶祝建國六十年，還有很多論述會講：『在東北遼瀋戰役中十二天殲滅四十七萬人，在徐蚌會戰（即淮海戰役）裏五十天殲滅五十五萬人』，現在還在講軍事史，我看到心裏蠻痛的。你究竟知不知道，你所殲滅的那些人，都是東北和山東的子弟，十八歲的人，你一定知道的。但為什麼過了六十年，還在用這種語氣去談呢？過了六十年，是不是該有一個新的態度，尤其是勝利那一方，可以有一個更貼近人性、更關懷、更謙卑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？」
歷史在兩邊，都留下了太多黑盒子。
長春圍城歷史被湮沒
在走近一九四九之前，龍應台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大量閱讀資料。她說：「在出發之前，我帶著一個巨大的好奇，想要知道我們這一整代人對一九四九已經有的支離破碎的認識。我想要看歷史根據，去知道，我們原來有的那種認識到底是不是真的。」
即便如此，重重迷霧仍讓她訝異：在大陸，一九四八年的長春圍城，整整五個月，飢殍遍野，餓死的人數統計從十五萬到六十五萬，慘烈程度不亞於南京大屠殺。後來，「勝利」走進新中國歷史教科書，長春被稱為「兵不血刃」光榮解放。六十年過去，龍應台去採訪，這城市來來往往的路人，竟無人知曉曾有數十萬人餓死在這裏！
在台灣，一九四九年國軍從廣州碼頭撤退到台，甚至連哪一個碼頭，國軍檔案都沒有留下記錄。不要說那許多流落各地的孤軍，更不要說日據時代曾被徵召入日軍上中國戰場的台灣「軍伕」。「台灣的歷史教科書，從一九四五年，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，然後就是五十年代的台灣。」龍應台說，「那個戰敗心理，到現在還是無法面對。」
一邊，是戰勝者的洗刷，以權力重寫歷史；另一邊，是戰敗者的隱筆，對恥辱選擇性失憶。六十年光陰，親歷者蒼老、死去，滄海桑田無聲無息，一九四九，最後剩下的，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。
後來者無從回憶，無處尋找，連六十年後，要重新進入那情境，都變成難上加難。
八月四日，龍應台交了《一九四九》的初稿。八月八日晚上，台北的朋友開了慶祝會歡迎她「出獄」。在慶祝會上，龍應台聽十二個好朋友議論剛剛完成的書稿，心裏一驚。第二天，她執意把已經排版了一半的稿子拿回來，全部打碎重寫。整整三十六個小時，沒有睡覺，把章節次序全部調整。原先的第一章，變成第五章，美君與槐生的故事，這才成了最開篇。
曾經打碎重寫調整章節
龍應台發現，原來人們對這段歷史太陌生，講東北聯軍、解放軍，看來很常識的歷史，許多人完全進不去。「沒有概念到一個程度，原來的第一部完全進不去， 尤其年輕人進不去。年輕一點的小朋友，（國軍將領）黃百韜也沒聽說過，孫立人也不知道。國共內戰，什麼跟什麼都不知道，那我才想說，那要比我的預期還要再降低點，門檻要更低一點，要更溫柔地帶他進入。」
「從家族史到國族史」，「下歷史的功夫進去，乘著文學的翅膀出來」，這是龍應台對自己這厚厚三百多頁書卷的定位。所有材料都來自真實史料或第一手的訪問材料，長達一百二十七項細緻的註解可以證明，落在紙面，化作一張一張普通人的鮮活臉孔，他們真切的苦痛與哀傷。
最令作者震撼和難忘的，是那些被隱藏更深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故事。
「開始，我想了解一九四九年那兩百萬突然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怎麼回事。但是我很快發現，要真正了解那個時代，怎麼可能不問另一個問題：這個島上一九四九年原來就有六百萬人，這六百萬人在四九年前過怎樣的生活？他被教了好幾代，是日本人，讀日本書，聽日本音樂，欣賞日本文學。突然，一九四九年來了兩百萬人。難道他們沒有想法嗎？難道這衝擊不大嗎？我才發現，原來我對他們的了解等於零。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：一九四七年的『二二八』。四年歷史被一個『二二八』所壟斷，這合理嗎？」
巨大的問號帶著龍應台回頭去找那六百萬在地的台灣人，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。「這是完全不同的語言、文化、歷史脈絡，而且痛在完全相反的地方。中日戰爭的時候，他們是在日本一方的。那麼他們之間的碰撞到底是怎麼回事，而且那種碰撞，其實就一路走到六十年後今天的台灣政治，藍的或者綠的，本省的或外省的。」「原來，要了解一九四九，我一定要回到一九四五。」
中日戰爭時候的台灣，如今已無法言說。你怎麼理解，日本在台灣招一千名軍人，結果有四十萬個台灣年輕人應徵？這些少年，被選上曾是鄉里的榮耀。龍應台說：「當時六百萬台灣人，有二十萬子弟被日軍送到南洋、海南島、新幾內亞去，死了三萬三百零四個人，活著的人回來發現，從此以後你的孩子以你為恥。」
台灣作家黃春明訴說自己的故事，他很記得一九四五年，宣布天皇戰敗那一天，在學校裏聽到了廣播，他回家，看到爸爸傷心得不得了，說台灣淪陷了、戰敗了；爺爺卻高興得不得了：解放了。
「那是一九四五年，台灣人處於一個完全沒有辦法處理自己的錯亂的處境裏，他們都是失敗者。後來，兩百萬失敗者又來到島上，帶著完全不同的創傷。他們被不同的國家機器控制、塑造、傷害、踐踏，而失敗了到這裏來。也正是因為這樣，這六百萬加兩百萬的失敗者，在之後六十年裏頭，創造出一個不同的社會，奠定了不同於以往的價值。」
龍應台本想將書獻給所有「失敗者」，可最後，她還是改成：獻給「所有被時代踐踏、污辱、傷害的人」。
「這是一本很悲傷的書。」書稿已經付印，龍應台仍然不怎麼會笑。「我有時想到當年在瀋陽火車站前面自殺的那個國軍軍官，他在地上用白色粉筆寫著：『我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，祖籍湖南』，我父親就是湖南人，軍校十八期……這本書裏，有三千萬亡魂，太多亡魂了……」
寫作過程裏，她恪守創作者的原則，從未掉過一滴眼淚。此時，卻哽咽起來。在後記裏，她說自己在做一件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，「但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，觸及了我們心中最柔軟，最脆弱的地方」，她說要「不離不棄」。
輕輕抹去淚水的龍應台，輕輕說了一句話：「我想要透過這本書，讓那許多許多的亡魂，在這六十年後，在詩的意義上，入土為安。 」■
（亞洲週刊實習生周續娟、王點點協助採訪）
專訪：紀錄片導演黃黎明
真正的旅行去到人心裏
與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同時進行的，還有一部紀錄片。導演黃黎明、監製王小棣，加上三個攝影師的精簡團隊，全程跟隨龍應台閱讀、採訪、寫作，拍下這趟尋找一九四九的苦澀之旅，製成紀錄片，將於九月二十二日發布。
王小棣是國民黨將軍王昇之女，零八年十月，龍應台找她詢問她父親的日記，敏感的電影製作人發現龍應台正在進行的訪談非常珍貴。
「當事人一提到歷史情境，感情沒辦法停下來，會一直講下去。很多人傾吐心裏的話，我們覺得這個過程很重要，應該記錄下來。」導演黃黎明對亞洲週刊表示，從那時開始，她們便決定全程跟隨龍應台一起工作。
在三百多天的工作中，她們共拍攝一百五十幾個小時，記錄了超過五六十個人的訪問。最終完成的影片長九十九分鐘，有二十餘位受訪者出現在畫面中，其他的所有影像資料，都存檔在龍應台基金會。
這一次共同的工作，對大家都是從未有過的體驗。
龍應台形容自己寫作的過程好像「荒野一匹狼」，過去習慣了孤身一人，所有計劃、地圖、情感線索都在腦裏，靈感出現，便隨時出發。但紀錄片團隊需要提前知道行程，需要提前安排攝影，需要在最準確的時候，出現在最適合的位置，用黃黎明導演的話，這也是她們第一次「與狼共舞」。
黃黎明說：「我第一次拍這樣的紀錄片，不是議題性的，而是一個很長篇的專題的追尋。整個過程裏，我們不知道要尋找的人能不能找到，不曉得會遇到什麼樣的人，會挖掘到什麼樣的故事，甚至過程中，龍應台自己也不曉得書最後要做一個什麼樣的總結。就和紀錄片的開頭一樣，我們是從一片霧裏開始。」
龍應台在迷霧中的行動力，給黃黎明留下深刻印象：「她工作起來真的蠻像一匹狼，動作非常快，行動力很�，要求也嚴厲。如果不是她，許多工作不可能完成。」
黃黎明與王小棣對歷史題材情有獨鍾，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，她們成立稻田電影工作室，主要為台灣的公共電視頻道製作電視劇和長片。然而這一次，黃黎明覺得「尋找一九四九」的經歷不同以往：「我覺得這部片子追尋的，更多是一段情感，而不僅是失落的歷史。史實不是我們追尋的重點，找到什麼並不重要。我們去的地方很多，但真正的旅行是去到不同的人心裏。」
拍完片子，她第一次覺得「和這個世界建立了一種聯繫」，「以前念近代史，都是很獨立的，這一次深入進去史料裏面，原來過去的一個人說了一句什麼話，和自己的生活，和我們的環境，都聯結上了。」
從德國看兩岸的啟示
最早想到寫一九四九，是在一九九九年，那時龍應台住在德國。一九八九年，柏林圍牆倒塌、蘇聯解體，那一年龍應台生下小兒子飛力普。一九四九年，德國一分為二，被一堵高牆阻隔，猶如一道海峽隔開中國大陸和台灣。
龍應台的前夫是德國人，所以她十九歲兒子飛力普的家族史，有一半與納粹德國有關，跟作為媽媽的家族史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序列。飛力普大伯的父親埃德沃是戰死在列寧格勒的德軍士兵。在九百天對列寧格勒的大包圍中，埃德沃從戰場給在家等候的妻子寄回了許多文筆優美、充滿悲憫的家書。因為是侵略者，這些信被藏進天花板，灰塵覆蓋，再沒人提起，因為「戰敗創傷症候群」，沒人願意為侵略者說話，即使他也許只是一個被國家徵召的普通義務兵。
當龍應台告訴飛力普，德國在蘇聯的俘虜營裏總共有兩百三十八萬八千人，終戰時其中一百萬人受虐而死。可是在十九歲的飛力普的腦海中，閃過的是這樣的質疑：如果你知道德國人給全世界帶來多大的災難，你哪裏有權利去為這受虐的一百萬德國人叫不公平？
可如今，十九歲的飛力普也收到德國徵兵令，他卻對母親說：德國還有義務徵兵制，好落後！他寧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。飛力普找出德國憲法條文為自己辯護，而龍應台用一本書來做認真的回答：如果十九歲的人自己能獨立思考，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、局勢動盪昏暗的關鍵時刻，還能看清自己的位置、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，「只要你想透徹了，做母親的，都會支持。」
通過家族史，龍應台想把一九四九放到世界史的座標中去了解。列寧格勒在德軍封鎖下至少有六十萬人活活餓死；而冰天雪地的戰壕裏，也有十二點五萬德軍士兵喪生。如今列寧格勒圍城的受難者會被祭奠，但長春圍城中活活被餓死的數十萬人卻被一筆勾銷，沒人記得無人悼念。她說：「如果要把個人、幸福、尊嚴當作是核心目的的話，你勢必會推翻原先以國家、領袖、信仰為單位，你勢必要挑戰所有原來的規矩。」（柴子文）■
專訪：作家龍應台
她和千萬亡魂一起寫這本書 ．柴子文、張潔平
龍應台在寫這本書的一年中，感覺有幾千萬亡魂跟她在一起，她希望兩岸領導人能夠對在國共內戰中的亡魂舉行一個追悼、說對不起的儀式。她希望打開黑盒子，真實了解那個時代。
第一時間看完書稿後，台灣舞蹈藝術家林懷民發了個短信給龍應台，只有一句話：「我要說的是：所有的亡魂都會站起來保佑你。」龍應台捧著短信，欣慰地說，自己的心情，朋友都懂了。
對作者來說，以零碎的個體命運串聯起龐大的歷史變局，並不是容易的事。在歷史謎局，那是「一個小孩子進入大森林，森林裏幾千幾百條路，每一條都有無數岔口，每一個岔口你都要做決定，往哪個方向走」；而對很多受訪者個人來說，那是深藏心底、一輩子從未打開的黑盒子。
龍應台說，六十年來，對那黑盒深處的數千萬亡魂，兩岸的領導人都欠著一句「對不起」。一本書能做的有多少？她低聲重複那句話：「希望能讓他們，在詩的意義上，入土為安。」以下是龍應台接受亞洲週刊專訪的內容：
你希望這本書的讀者是誰？
這是個複雜的問題，比如一個戰役的名稱，你到底要稱它為「淮海戰役」還是「徐蚌會戰」？你到底是要稱它為「解放軍」還是「共軍」？這本書到最後，我決定統一稱為「解放軍」，可每次校對，我的朋友們都會問，不是「共軍」嗎，你為什麼稱它為「解放軍」？所以一個用詞就已經牽扯到你的位置在哪裏的問題。如果說這本書同時給華文世界的讀者來看是不可能的，我的第一讀者是以台灣讀者，或者香港讀者以及海外的讀者作為對象；第二讀者是中國大陸。我希望這本書能進中國大陸，即使稍有更動。另外，我寫這個書一個很核心的目的是，透過書寫和研究，讓我自己能夠比較清楚地了解我父母究竟是怎麼回事；我也希望這本書，對於現在二十歲這一代的人，他們對於歷史既不知道也沒興趣，我希望我能夠寫到打動他，以至於他會買這本書去送給他的爸爸媽媽或者是他的祖父祖母，而同時，他竟然會願意，在他的祖父祖母在跟他說起過去的時候，他會坐下來聽一次。
你提到，以「失敗者」的下一代為榮，該怎麼理解「失敗者」的意義和價值？
這本書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來，當大陸慶祝勝利，慶祝建國六十年的時候，對內戰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？我真的覺得，中國大陸的領導人，台灣的領導人，在六十週年的時候，可以對所有國共內戰中的亡魂有一個儀式，不是一個勝利的儀式，是一個追悼的儀式，是一個說一聲對不起的儀式。另外一個層面，台灣人的「失敗者」情結很深，我也想小聲地提醒，如果你只有「失敗者」的認知，那表示，第一，我們的長輩當年來到台灣，白手起家，過去這六十年建立起的現代台灣，你其實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他們的成就，所以你還帶著那個戰敗心理；第二，也是想提醒我們自己，這種失敗以及失敗後他們所創造出的新價值，是一個值得致敬的價值。它離國家主義、軍國主義、勝利主義越來越遠，離追求個人幸福的價值越來越近，正是因為失敗，你才得到這個文明的、柔軟的價值。
一九四九是個龐大的題目，處理那麼龐大的歷史資料和細節，你的感受是什麼？
我有一個最重要的感受就是，過去一年來跟幾千萬的亡魂在一起生活，幾千萬，幾千萬的亡魂，那感覺特別奇怪。說來奇怪，你感覺他們都在。那麼多的亡魂是，比如說，你在種田的時候，一隊兵來了就把你抓走了，連跟父母說再見的機會都沒有，你才十七歲，然後從此以後你被送到集中營，你碰破了皮，沒有藥，五天之內，一定死；又或者你就被日軍拖到坑裏活埋了；或是像林精武的回憶，他的戰友就死在身邊，當時大部分人去從軍的時候，都會換名字，所以他說，戰友死在你�鈱銂漁伬唌A你只能抱著他痛哭，你連通知他家人的機會都沒有，因為連他的名字都是假的……幾千萬，幾千萬的人就死不瞑目了。在我整個寫作的過程裏頭，一年的時間，發生了太多太多次，我要找一些幾乎不可能找到的東西，它就突然在某個時間出現了，就感覺特別奇怪。我從來不信教，從沒燒過香，也沒有任何靈異經驗，但在整個過程裏頭，就好像他們所有人都在那兒，那感覺特別強烈。
這是無數漫長的痛苦的故事，你要怎樣去處理這裏面的理智與情感、事實跟判斷？
我很記得波伏娃和薩特，這一對情人大概在四十年代在倫敦的橋上的一次爭執，在那個城市看到無限美景、繁華、夕陽西下，波伏娃在自傳裏寫道就說，馬上感動得不得了。然後她就覺得，為什麼薩特冷冷地站在那裏。兩人爭執，薩特就說：作為一個藝術家、一個創作者，當你還沉醉在感動中，你就寫不出好東西來。昆德拉在解釋kitsch的時候也說：第一滴眼淚是感動，第二滴就是kitsch（媚俗）。這本書裏涉及的亡魂，三千萬都不止。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個自己在感傷、悲傷的情緒裏頭，我出來的文字會很差，會感動不了人。我必須超越過那個層次，才能真正把那個力量傳達出來。所以我寫這本書是沒有眼淚的。
另外，書裏多次提到，這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對孩子的�述，所以我從頭到尾說，這不是一個客觀的、全貌的現實。如果你要以那個要求來對我說的話，我會說對不起，本來就不是。但是我花了很長時間去寫註解，去查資料，因為我不希望它又是一個漂浮的、印象式的東西，它不是。我很嚴格要求自己，譬如我在網站上面找到的材料， 我雖然相信它是真的，但我都會請我的助理到圖書館找那個實體的東西，或是到網上去買那個書，都有實體的東西在，我才安心。我很希望很多歷史學者，把我當歷史的小學生來看，提出我有錯的地方。我開啟這個探索，就是想要真實地知道那個時代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，如果你不去下工夫，就沒有一個黑盒子會打開。
書裏你側重寫台灣，你怎麼看一九四九年，對面留下來的那批人？
這是這本書沒辦法處理的。一九四九年，可能有三四百萬人到了海外，加上他們的親屬，一個人大概要有十個親屬被連累的，四百萬人對應四千萬人。後來在大陸的肅清、鎮反，後來所有的運動和打擊，那四千萬人的命運、遭遇其實也沒有人好好寫過。那也是一個更大的黑盒子。我甚至覺得，大陸人比台灣人還更該看這本書，如果你從歷史裏不得到任何一點清醒的教訓的話，你是註定會去重複那些事情的。如果六十年後的十月一日，你還只有大肆去慶祝這一個角度的話，你勢必會去重複你的過去。
若這本書能在大陸出版，你最希望讀者是哪些人？
所有人，而且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。我覺得這本書對大陸讀者的意義可能還超過台灣讀者，原來不太關心國家未來的年輕人也應該讀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，哪一天會輪到你。
書裏有很多跟著時代浮沉，或者被時代湮沒的普通人的命運。身為個人，遇到這樣的大時代，他們可以做什麼？
你看到這些故事裏頭，十三、四歲的人，都碰到了生命攸關、一輩子的決定：你到了一個火車站，南下還是北上，一輩子；到了碼頭，你上不上船，一輩子；你孩子帶不帶得走，一輩子；火車突然停的時候，你下不下車，又一輩子。亂世的時候，一個決定就是一輩子的事情，當不當兵，逃不逃兵……所以到最後的結論——我訪問的這些人，他們切身經驗得到的結論，我自己學習得到的結論——作為一個人，你從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個盲目的跟隨者，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、要追問，要了解自己在那樣一個大的結構裏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。任何一個以集體為主的社會，集體的意義就在於避免你自己做一些個人的決定。所以這本書試圖表達的一個理念，就是你一定要思考個人跟集體的關係，是對抗或合作都是需要細細思索的。這本書試圖呈現，你做不思考的螺絲釘的後果會是什麼，日本人難道願意讓自己國家走上那個地步嗎？德國人難道願意嗎？沒有人願意的。但如果大家都是一個不知道自己身處何處的螺絲釘的話，那部機器就往那個方向走。
在你個人的創作歷程裏，你怎麼看待這本書的意義？
其實創作經歷裏，有兩條線是並行的。寫《野火集》的時候我也寫《孩子你慢慢來》。有個說法是，從《孩子你慢慢來》到《安德烈》、到《目送》，然後從《野火集》，一直到《請用文明來說服我》，這兩條線一直並行，最後彙集到這本書。並不是說先是《野火集》那種激烈、尖銳的批判，後來才變成柔情派。對我來講，情感跟理智一開始就是同時存在，到這本書，兩條河流進入大海。■
（實習生周續娟、王點點協助採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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